本片以共產黨創立者馬克思與恩格斯兩人的友誼為軸，敘述十九世紀上半葉歐洲因為勞工運動而興起的革命風潮。兩人原本都有不錯的家世：馬克思出身中產階級，並娶了開明貴族之女燕妮；而恩格斯則是工廠老闆的少爺；兩人原本並不需要浪費生命時間在低階工人身上，但是出自於對人道的關懷，不約而同都投身勞工運動。
雖然兩人一開始互相討厭對方的作為，但透過文章的交流，兩人開始相互欣賞對方在工人運動中的努力，馬克思欣賞恩格斯對工人生活細微的考察，而恩格斯欣賞馬克思在歷史發展理論的紮實研究，最終兩人由互相敵視變為摯友。此後，恩格斯繼續於工廠任職，盡其可能的資助馬克思，並引薦馬克思走出研究間，加入工人團體「正義者同盟」。
「黑豹」是美國六零年代以來的民運圖騰，象徵著黑人民運人事的膚色，以及與現有保守勢力堅決對抗的精神。演變後來，黑豹已經嚴然變成弱小族裔對抗多數的象徵；即使是如同以色列那樣的弱小族群，先到的德籍猶太移民與後到的俄籍猶太移民，也是在這種矛盾的狀況下生活，只是一開始誰也沒戳破誰罷了。
故事發生在1947年，英國退出前的巴勒斯坦地區，主角是男孩普羅菲。由於希特勒的排猶政策以及戰後的經濟蕭條，巴勒斯坦地區充滿著政治難民，而難民們開始用各種方法重新打造自己的家園，如同稍後的屯墾區。難民之間的關係也和他們的生活同樣需要重新開始，在作者媽媽的口中，難民們或許是苦日子過慣了，他們對外人不是很信任，彼此之間也是，而他們唯一的共同信念是英國人必須離開，以色列人必需儘速建國。
近代科學的起源其實一點也不科學。以科學革命為例，那時的科學家就今天的角度看來，恐怕與江湖術士相差無幾；而讓他們想要鑽研科學的背後動力，則是源自他們對信仰的虔誠以及對上帝的敬愛。到稍後的啟蒙時代，支持科學最給力的則是開明專制君主，例如路易十四、腓特烈大帝等，這些君主信仰君權神授，與科學研究想要追求的「真實」，恐怕並非相互呼應的。
真實與信仰間的矛盾狀況到了二十世紀仍然無解，甚至產生了更巨大的問題。二十世紀二零年代的德國雖然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失敗，但是無損於德國的科學成就。這時期的德國科學界大師輩出，在化學界有破解分子物理性質的大師德拜；提出量子力學的天才，與愛因斯坦齊名的普朗克，以及同樣對量子物理學有重大貢獻的海森堡等人。
俗話「無心插柳柳成蔭」相信很多人都聽過，不過這句話的出處倒是常常被人遺忘。其實這句話，原本語出元曲大家關漢卿的作品〈包待制智斬魯齋郎〉，在第二折故事中反派角色魯齋郎的台詞。魯齋郎仗著自己的權勢在地方魚肉鄉民，一天他出遊時，發現鄰居張珪的老婆頗有姿色，於是故意打傷民人張珪，結果得以趁機接近張珪的老婆，而魯齋郎便開心的講出這句台詞。換句話說，號稱「無心」插的柳，其實本來也非全然無心，而是一串「必然的巧合」。
這句俗話到了今天，負面意味已經不見，因此用來指稱巴克禮牧師的傳教事業，應該不會不適當吧？巴牧師的名字因為現在中學課本的敘述，已經是現在中學生熟知的人物，特別1895年是他帶日本軍隊進入台南，以及編修《廈英字典》的貢獻；不過若要想要再了解巴牧師的核心傳教事業，恐怕就不是課本能負擔的了，但這才是巴牧師人生最核心的事業。
上世紀義大利的歷史學家克羅奇（Benedetto Croce，1866-1952）曾提過，「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這句經典名言反映在上個世紀的中國史研究感覺特別明顯，因為當時「抵禦外侮」的時空氛圍，整個史觀中「求同」的味道相當濃厚，可以視為當時知識份子對於晚清以來地方主義盛行的一種反動。
不過如果把求同視為一種「矯枉」，那麼接下來產生的國族主義論述就是一種「過正」了。為了建構國族，政治人物與學界一起配合，於是出現了許多今日被視為中國史常識的論述，例如中華民族的老祖宗是北京人、炎黃子孫、夏商周三代的道統等等，基本上是一種把中原當成文化擴散的核心，而周邊文化的重要性也因此遭到埋沒，中國變成了不會保存特殊文化的熔爐。
在中國歷史著作中，《史記》與《漢書》往往是一起並列兩重要的歷史著作，不過有意思的是，這兩本作品就像說好了一樣，在各式的介紹書籍中（特別是國學常識這類的），每次在介紹《史記》的場合，常常可見「春秋筆法」這類的讚譽，同時會稱讚史記「通古今之變」的通史觀察精神；而在介紹《漢書》的場合也有類似的「標籤」存在，例如「用句典雅」、「中國斷代史之始」等。
如果沒有特別注意，很容易讓人覺得兩書之間有一種「美」的傳承存在，這樣比喻或許不太恰當，不過筆者以前在念國學常識時，常常覺得《史記》就像是樸實但有內涵的姐姐，《漢書》則是那艷麗而聰明的妹妹。
在軍訓課講解槍枝基本構造時應該都會提到，「槍托」的作用主要是幫助射手抑制射擊震動，讓涉及更穩定。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軍的軍火壯盛固然讓人嘆為觀止，以同樣一個師的火器投射能力，在不考慮彈藥消耗的情況下，美軍是對手日本軍的兩倍以上。不過有意思的是，戰前軸心國（特別是日本）在評估局勢時，往往認為美國「個人主義」太重，臨時招募的義務兵士將會是一盤難以聚合的散沙。
「絆」在中文裡面是一種束縛，阻礙，而在日文中也可以指一種切不斷的感情關係。放在本書的場合，用「絆」來論述伊斯蘭世界的演變與伊斯蘭國的出現，筆者以為不論中、日文，都有合適的地方。
伊斯蘭世界中的糾葛已經不是一兩天的事了。在十九世紀後期的泛伊斯蘭主義興起後，伊斯蘭世界開始正視西方國家在工業化之後帶來的挑戰，可是面對挑戰該有何回應？這點困擾了第一代的泛伊斯蘭主義者如阿富汗尼，他主張薩拉非主義，希望土耳其的哈里發可以擔起責任團結穆斯林，但事實很快證明這只是個理想。
前陣子在則新聞底下見到了則有趣的留言。新聞是講柯市長在選舉前舉辦了一系列的「公民咖啡館」，但是討論的內容在當選後幾乎都沒有具體的實踐，自然引起網民的強烈批評，認為市長騙人；不過那則留言提到：市長沒有騙人，因為咖啡中內含咖啡因，而咖啡因的原始功用就是咖啡樹讓其他品種的競爭者閉嘴的工具。這或許這只是網路鄉民一時的興起之作，不過卻讓筆者相當有興趣，難道植物也有天性？
二十世紀以來，華人史學界或許是受到西化風潮的影響，原本重人事的紀傳傳統受到極大的挑戰，不論海峽兩岸皆然。新文化運動以來，先有梁啟超、何炳松等文人提出「通史」的概念，鼓勵大家多寫事，「打破將相王侯的歷史觀」，而在遷台後又受年鑑、後現代思潮的影響，「大歷史」、「史料當家」、「事件解構」成為學者研究的顯學；對岸的中國更不用說，馬克斯史學強調的是「歷史階段」，歷史事件的發生都有其「積極、充分條件」，人只不過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罷了。這斯乎有些不妙，兩岸史學界對於「人」的研究似乎正逐漸淡化，這樣子作為表現人類行為的歷史學又算什麼呢？至少，在這本書的主題「通敵」上面，以上作法將會出現巨大的盲點。
相較於西方學界對於「戰後」、「敵後」這個領域的研究，亞太地區的相關研究顯然是不足的，特別是中國。或許正是前述史觀的影響，加上稍後的國共分裂，兩岸之間對於「抗戰」歷史詮釋的角力，讓這數十年來兩岸對於「抗戰」的研究許多都集中在戰場上。如果說對於「敵後」還有什麼論述，大多集中在「南京大屠殺」這個議題上，而且研究的重點也不是集中在活下來的人，而是那些不幸的戰爭冤魂。事實上「南京大屠殺」（甚至有「南京大姦殺」的說法）對於形塑中國抗戰的影響力實在太大，幾乎佔滿了一般人對於整個抗戰的認知；而至於1938年之後的故事，恐怕正如書中所擔憂的，「真相埋沒於歷史之中」。
隨著這些年東海局勢的不穩定，有關於日本「自衛權」的行使狀況一直是這些年日本國內相當關注的新聞焦點，其中重要的兩派分別是支持擴張與反對兩派，兩派的主要論點分別大略是「如果日本發覺敵國即將攻擊日本，我們只能被打嗎？自衛隊不能先發制人嗎？」以及「自衛隊就是負責自衛，如果先發制人，日本不就又走上戰爭之道？」這種爭論也影響了日本的鄰進國家，特別是曾經被日本侵略過的中、韓對此議題更為敏感，讓此議題如同道德問提一般難有共識。
月村老師的這本新作品《沙漠之花》就是以這種爭論為發想，藉由時事以及架空的環境，不著痕跡的透過這本小說進行一場關於日本國防安全的道德思辨。故事開始於東非索馬利亞的沙漠上，一群來自日本的自衛隊精銳隊員，原本協助當地美軍從事事故墜毀直升機的搜救任務，卻意外遇上了逃避敵對部族追殺，但是意志如同「沙漠之花」堅強的非洲女孩，而展開一系列的撤退戰。
這幾年重大社會案件接連發生，不外情殺、連環、隨機殺人等。這些案件的由來當然因人而異，不過有意思的是，其最大的通點都是看熱鬧的大眾與媒體，它們都會問「犯人是否精神異常」？這是一個有趣的提問，因為相對於「異常」行為而言，到底什麼是「正常」呢？於是，精神疾病似乎已經成為一種流行，配合著90年代以來「後現代」主義帶來的解構思潮，知識界開始了一種「三瘋」的運動：瘋狂的為瘋狂的行為找瘋狂的理由。
當然「精神異常」其實本來就不是什麼新鮮事，在古希臘神話中，常有女神逼英雄發狂的橋段，用來說明古人對於精神疾病的想像，順便解釋了從採集到農牧業時人類社會的轉型態勢。這點在強調人文主義的希臘哲學家們登場後有了改變，希坡克拉底帶來了雖然不是最高明的醫術，但已經是一套相當完整的生物體系，讓「精神」的問題可以脫離「神域」，把醫療的問題回歸於人道，發展出目前患者預後診斷「三分原則」的檢症法，而這也是目前精神科醫師使用的方法。
稍早讀過一本《經濟學關我什麼事》，作者透過淺顯易懂的一系列日常瑣事，想要告訴大家經濟學是如何滲入你我的日常生活。不過大概是出版社野心太大，其實該書的原名翻譯比較接近《錢永遠不夠用》，其實作者想告訴藉由「錢」的故事，告訴大家整個世界經濟體運作的狀況。
這是相當有意思的嘗試，不過這也正是那本作品比較可惜的地方，因為繞了一圈回來，其實這還是「錢」造成的問題。到底錢來錢去，我們該用怎樣的視角來看待「錢」本身？而透過這種視角再反觀現在的世界經濟，我們會看到怎樣的一個新世界？這些正是本書作者想要呈現的。
在早先的國編本歷史課本中，對於宋代歷史一定會有提到一句當年「天上天堂，地下蘇杭」的老諺語，相信唸過的人多少應該有些印象。記得當時筆者的歷史老師說這是反映當時南宋朝廷定都臨安之後物質生活進步，杭州美食豐富的景象，不過或許是受限於當時的上課時間，宋代的「美食」到底多美，老師就沒再多著墨了。
研究所時的碩士論文是寫宋史，開始接觸到宋朝人的筆記、著作，也注意到宋代在美食方面的一些驚人發展，可是筆者的碩士論文主題是軍事史相關，所以對於「美食」的關注自然也弱了些，所以說來慚愧，自己是寫宋史的結果卻對於宋朝的各層面還是有許多理解空白的地方。
講到《對話錄》，大家都會想到這是古希臘大哲柏拉圖，利用記錄先師蘇格拉底與弟子對話的方式，把自己的哲學思維完整呈現的著作；也因為有了這樣的文字呈現，於是讓古希臘哲學思維模式可以具體保存，並且能對後世能發揮相當的影響。
到了中古時期雖然一時之間因為「神學」的興起，讓哲學似乎變成了倉庫中的老古董，不過哲學很快學會面對新時代的挑戰，先是有阿奎納的《神學大系》率先使用哲學思維反過來征服神學，後有宗教改革者馬丁路德等人重新以人本的思維詮釋哲學，讓歐洲世界開始翻轉；哲學與基督教神學的對立逐漸消彌，哲學不再只是拆解宗教不理性層面的螺絲起子，哲學，變成承載耶穌升天的那朵祥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