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片以共產黨創立者馬克思與恩格斯兩人的友誼為軸，敘述十九世紀上半葉歐洲因為勞工運動而興起的革命風潮。兩人原本都有不錯的家世：馬克思出身中產階級，並娶了開明貴族之女燕妮；而恩格斯則是工廠老闆的少爺；兩人原本並不需要浪費生命時間在低階工人身上，但是出自於對人道的關懷，不約而同都投身勞工運動。
雖然兩人一開始互相討厭對方的作為，但透過文章的交流，兩人開始相互欣賞對方在工人運動中的努力，馬克思欣賞恩格斯對工人生活細微的考察，而恩格斯欣賞馬克思在歷史發展理論的紮實研究，最終兩人由互相敵視變為摯友。此後，恩格斯繼續於工廠任職，盡其可能的資助馬克思，並引薦馬克思走出研究間，加入工人團體「正義者同盟」。
加入組織後的兩人繼續合作，藉由與無政府主義大師浦魯東、魏特林等人的私交，兩人在組織內的地位扶搖直上。這種結合在兩人雙雙遭到驅逐之後更為緊密：恩格斯弄壞了與富裕親友的關係，而馬克思則因為激進言論得罪了法國當局，遭到驅逐出境的命運。最後，在比利時的聯盟成員聚會上，由恩格斯正式發表「共產黨」的名稱，將組織改稱為「共產主義者同盟」，並提出共黨最知名的口號：「全世界的無產者們，團結起來！」
呼應電影標題，故事於1848年的歐洲革命風潮突然中止。或許這是導演拉烏爾·佩克企圖吊人胃口之處，也或許是拉烏爾導演覺得此已足夠說明馬克思與恩格斯之後的影響以及人生歷程，畢竟早期馬克思與恩格斯頂多只有酗酒，之後則是多了不少花邊新聞，深入的探討或許會有讓「社會主義正義建構」此一主題失焦的風險，而這是導演人生經歷中相當重要的部分。
其實，若要理解本片，導演拉烏爾本人的經歷會是一個不錯的切入點。與馬克思與恩格斯有些雷同。他出生於貧窮的海地，但卻是當地的菁英階級，因為政治迫害而全家逃到剛果，依附剛果獨裁者蒙博托·塞塞·塞科，彌補比利時人被驅離後的技術缺口。長大後拉烏爾一度負笈美國與歐洲，而在此時為了維生，於是他也從事過計程車司機等工作，後來歐洲畢業之後又赴美擔任電影製作人，成名之後一度再回到海地擔任文化部長，但因為不滿總統的作為而離職返美。
從拉烏爾的的經歷可以看到，他遊走於第三世界的海地、剛果，也在第一世界的德國、法國與美國深耕過，兩地極端的對比，相信讓拉烏爾導演非常無奈；即使曾經滿腔熱血的返鄉服務，但卻有志難伸；而馬克思與恩格斯努力為窮苦勞工大眾奮鬥的故事，看來似乎是條給海地、剛果這些第三世界地區指出了條不錯的道路。
或許對達成以上目的，片中對馬克思與恩格斯思想體系發展歷程交代的鉅細彌遺，宛如宣教材料一般的詳細，網上不少影評也因為這點對本片讚譽有加；不過這種風格讓筆者直接聯想到的是1970年出品的二戰戰紀電影《虎虎虎》以及《日本海大海戰》，這兩部片子。就史實的角度來說，兩片都相當仔細考證，且也都能將當年的史實依照時間順序排列，這是相當值得推薦的。
但是兩部片子的拍攝背景正是1970年初期，那時日本正處於經濟巔峰狀態，大手筆拍攝這種平鋪直敘的沈悶電影，無非就是想搶回戰後喪失的歷史解釋權。兩片片中敘述的都是眾所週知的歷史事件，結果是觀眾知道的，進戲院欣賞無非是為了片中比例有限的電影特效，再加上能看到些一些穿插史實的小品故事，並讓新一代接觸稍早被佔領軍消音的日本昔日光榮。兩片憑藉充實的史實，一時之間票房還差強人意。
但少了明確的主角，精彩的故事也頓時失色，而這點就很難讓新一代的觀眾產生共鳴，兩片今天已經幾乎不被新一代日本人所知；更麻煩的是，讓影片重視史實本身固然不錯，但過於關注史實本身，電影被迫割捨的是同一時空其他的相關事件，這會讓影片本身易於陷入「去脈絡化」的危險，削減影片本身的教育價值。例如片中藉由故事凸顯馬克思是認真研究，著述不斷的經濟學家的，但卻忽略了馬克思其實並未與同一時間的經濟學家有任何互動，導致研究理論出現漏洞，這些缺失在另一本描寫十九世紀經濟思潮的著作《偉大的追尋》（台北，時報出版，2013年）有相當清楚的論述。作為一部要陳述史實的電影，導演報喜不報憂的敘事手法是有些可惜的，或許進戲院之前，先做做功課，邊看邊檢證、質疑，才會是本片最好的觀賞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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