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山洞

記得網路上曾經看過篇短文，用「你有兩隻牛」解釋各種經濟的搞笑文章，其中共產主義的部分，文章是說「你有兩隻牛，政府把他們全部拿走，然後給你些牛奶」。這樣比喻雖然有些簡化，不過用來說明共產主義的基本精神是足夠的。如果再說的具體一些，理想的共產主義社會想去除的是人類經濟中「交換」的活動，人不需要刻意去生產、交換物資，只要去盡量做自己想做的事就好；如果缺東西，去拿就是了。而拿共產主義這種精神來對比當前的商業行為，兩者之間似乎充滿了矛盾：商業行為的精神正是交換，而且這種原則不論是主張保護主義或是自由主義都同意的。
兩種完全不相關的思潮到底是怎樣走再一起的？這正是本書想解答的問題。事情的緣起要回到1919年的五四運動，那是中國商人大規模參加政治運動的起點；而為何要以五四運動當成起點而不是商人地位開始提升的清末？作者認為，雖然清末庚子後新政以來，因為「商戰」觀念的出現，商人的地位已經快速提升，商人也開始在清政府的主導下成立商會，協助清政府推行相關政策，但這些都不是商人自發性的作為。
商人自發性的作為要到稍後的五四運動時期。五四運動與中國民族主義的高漲密不可分，運動期間學生、工商業者因為各自的理由紛紛投入運動，學生追求理想上中國民族的獨立，而工商業者則希望能減輕列強對中國本土產業造成的衝擊：先有日本因為大戰景氣工資高漲，許多業者西進中國求降低成本；稍後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歐美業者重返亞洲。學生與工商業者、執政者的利益出發或許不盡相同，但是仍然能形成暫時的「聯合陣線」。
共產勢力於此時進入中國，成立了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成立初期的理想是動員工人力量，希望實現工人專政的目標，這本來與商人集團沒有直接關係，但是中共注意到當時中國工人的並沒有「階級意識」，如果要順利發展工人運動，勢必需要與它們的老闆—商人打交道，加上共產國際的鼓勵，於是有了「聯俄容共」的政策，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紛紛加入他們所謂「資產階級民主派」的國民黨。於是「道不同」的商人階級以及共產黨，在聯俄容共的口號下開始「相為謀」了。
可是這種相為謀就如同假面夫妻一般。國民黨在孫文過世之後喪失了制衡共產黨的力量，國民黨內對於中共的擔憂逐漸增加；而共產黨則開始積極的發動群眾展開罷工，特別是1925年的省港大罷工以及五卅慘案，中共利用學生急於救國與工人希望提供薪資待遇的心理，成功鼓動兩族群以觸發事件，塑造輿論，並趁際大量成立農工組織，由共產黨人把持重要職位。
但是這樣子的操作卻給了商人以及國民黨右派警惕，認為黨中央已經由「容共」變成「聯共」。右派代表蔣中正利用北伐作為開端，逐漸取回對國民黨內的主控權；而中共則想藉此將勢力發展到工人階級最強大的上海。上海商人一開始抱持投機觀望的態度，但是隨政治局勢逐漸明朗，蔣中正保證與共產黨會劃清界線，消除商人對於「共產」的疑慮之後，商人與共黨正式分道揚鑣，兩者的合作與第一次國共合作共始終。
如果從「國共合作」的大方向看，本書的脈絡相當清楚，可以看到中共對群眾運動的細緻手段，這是相當不錯的地方，但是或許是受限於史料，本書寫作的框架與稍早2011年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經濟工作史》頗為類似，兩者都把「中共」當作是寫作的主體，而國民黨、商人則是共黨手下的棋子。這種呈現方式與本書書名《商人與共產革命》有些矛盾，因為本來應該是作為主體的商人，反而成了配角，這點是稍有些美中不足的地方。
另外一個較大的缺憾應該也是因為受限於史料，書中的商人其實至少涉及到廣東以及上海的商人。兩地商人集團的組成份子是否相同？利益是否一致？在當時缺乏大型跨省企業的中國，恐怕是需要再多觀察的，因為依照書中的資訊，廣東商人與上海商人兩者其實主營的產業別是略有不同的：上海是棉紡業，而廣東則是轉口貿易。不同商人與不統產業，獲利來源不同，業主對世局的觀察角度恐怕也會有落差，而這是書中幾乎沒有處理到的部分。
不過平心而論，本書最大的貢獻在於商人與共黨上下關係的具體呈現。中共透過民族主義，成功將原本立場完全相左的商人階級收為己用，並透過巧妙的群眾運動操作，讓商人誤判局勢，成為協助中共奪取國家機器的卒子。當革命成功，中共便立刻可以實行極權政治。這種例子在1949年已經出現過一次：當時建設新中國的口號，讓中國國際航空的多位重要職員自廣州、香港奪機北飛；而當中共成功建立自己的航空體系之後，稍後的反右運動，這些國航菁英們就成了舊政權陪葬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