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民主化之後的韓國陸續拍出了《共和國》系列的影集。幾年前，因為《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的關係，我接觸了《第五共和國》（以下稱五共）這部。劇中描述的是全斗煥時代的韓國政治。全斗煥的名字在我那代的孩子應該不陌生，特別是我唸的小學，隔條馬路對面就是韓國大使館，加上韓國主辦1988年奧運，在那個媒體管控的年代讓人格外印象深刻。五共裡面的全斗煥讓勾心鬥角的形象讓我有相當大的衝擊，因為新聞當年沒多說，而各校圖書館必收的那套《世界的歷史》第十六集，就是用一幅簡單的「全斗煥當選總統」這句話帶過，看起來沒什麼問題，一個妥妥的民主形象。劇中五共的起點始於1979年10/26的朴正熙暗殺事件，朴正熙到底是怎樣的人？怎樣起來？這是我看完五共後的疑問。三共一劇我想算是這問題的解答，只是全劇26集，實在不符合當今的觀賞習慣。為了方便自己準備教材，也方便有興趣的愛好者追尋，後面就把這26集概要慢慢更新放上來吧～！
本片以共產黨創立者馬克思與恩格斯兩人的友誼為軸，敘述十九世紀上半葉歐洲因為勞工運動而興起的革命風潮。兩人原本都有不錯的家世：馬克思出身中產階級，並娶了開明貴族之女燕妮；而恩格斯則是工廠老闆的少爺；兩人原本並不需要浪費生命時間在低階工人身上，但是出自於對人道的關懷，不約而同都投身勞工運動。
雖然兩人一開始互相討厭對方的作為，但透過文章的交流，兩人開始相互欣賞對方在工人運動中的努力，馬克思欣賞恩格斯對工人生活細微的考察，而恩格斯欣賞馬克思在歷史發展理論的紮實研究，最終兩人由互相敵視變為摯友。此後，恩格斯繼續於工廠任職，盡其可能的資助馬克思，並引薦馬克思走出研究間，加入工人團體「正義者同盟」。
加入組織後的兩人繼續合作，藉由與無政府主義大師浦魯東、魏特林等人的私交，兩人在組織內的地位扶搖直上。這種結合在兩人雙雙遭到驅逐之後更為緊密：恩格斯弄壞了與富裕親友的關係，而馬克思則因為激進言論得罪了法國當局，遭到驅逐出境的命運。最後，在比利時的聯盟成員聚會上，由恩格斯正式發表「共產黨」的名稱，將組織改稱為「共產主義者同盟」，並提出共黨最知名的口號：「全世界的無產者們，團結起來！」
呼應電影標題，故事於1848年的歐洲革命風潮突然中止。或許這是導演拉烏爾·佩克企圖吊人胃口之處，也或許是拉烏爾導演覺得此已足夠說明馬克思與恩格斯之後的影響以及人生歷程，畢竟早期馬克思與恩格斯頂多只有酗酒，之後則是多了不少花邊新聞，深入的探討或許會有讓「社會主義正義建構」此一主題失焦的風險，而這是導演人生經歷中相當重要的部分。
其實，若要理解本片，導演拉烏爾本人的經歷會是一個不錯的切入點。與馬克思與恩格斯有些雷同。他出生於貧窮的海地，但卻是當地的菁英階級，因為政治迫害而全家逃到剛果，依附剛果獨裁者蒙博托·塞塞·塞科，彌補比利時人被驅離後的技術缺口。長大後拉烏爾一度負笈美國與歐洲，而在此時為了維生，於是他也從事過計程車司機等工作，後來歐洲畢業之後又赴美擔任電影製作人，成名之後一度再回到海地擔任文化部長，但因為不滿總統的作為而離職返美。
「黑豹」是美國六零年代以來的民運圖騰，象徵著黑人民運人事的膚色，以及與現有保守勢力堅決對抗的精神。演變後來，黑豹已經嚴然變成弱小族裔對抗多數的象徵；即使是如同以色列那樣的弱小族群，先到的德籍猶太移民與後到的俄籍猶太移民，也是在這種矛盾的狀況下生活，只是一開始誰也沒戳破誰罷了。
故事發生在1947年，英國退出前的巴勒斯坦地區，主角是男孩普羅菲。由於希特勒的排猶政策以及戰後的經濟蕭條，巴勒斯坦地區充滿著政治難民，而難民們開始用各種方法重新打造自己的家園，如同稍後的屯墾區。難民之間的關係也和他們的生活同樣需要重新開始，在作者媽媽的口中，難民們或許是苦日子過慣了，他們對外人不是很信任，彼此之間也是，而他們唯一的共同信念是英國人必須離開，以色列人必需儘速建國。
為何猶太人會討厭英國人？問題與當時的英國外務大臣歐尼斯特・貝文（Ernest Bevin）有關。他屢次發表對猶太人不友善的言論，認為〈錫安長老議定書〉是真的，強烈反對猶太人自由進出巴勒斯坦，而且公開宣稱猶太人過於頑固。若不是因為戰後來自於美國的壓力，他肯定會對猶太人有更進一步的壓迫。
因此，巴勒斯坦的猶太人們紛紛積極投入反英國的活動，他們或直接投身哈伽拿（Hagganah，猶太人組成的激進獨立武裝團體，針對當地的阿拉伯與英國統治機構展開恐怖攻擊），或是私下對武裝分子提供協助；受大人的影響，主角小普羅菲相當熱衷於知識的追求，特別是依賴百科全書，他喜歡在百科全書的字裡行間悠遊，找尋任何可以支持自己立場的人、事、物，平常也愛玩玩戰爭遊戲，小普羅菲與兩位好友組成了一個武裝團體，假裝自己是狙擊手，對附近的英軍據點發動攻擊。
雖然前景不明，猶太人們對建國一事充滿希望。大人們認為美國終會插手干預，讓英國放手，成全猶太人，建國之後的猶太人終將贏得所有人（包含阿拉伯人）的敬重；而此時主角則因為意外的窺視，愛上了好友的姊姊，雖然他在進出英軍俱樂部時老是自命清高的拒絕看裡面的性感女侍。猶太人們看似戰鬥的生活，在主角的情慾與理智間激盪出許多人味。
性別議題可以放在現在的新課綱中，在明清史料中女性常常可以看到，但是該怎樣被解讀以及融入當前的性別理論，是一種新的嘗試。今天會先依照劉氏傳中的內容，再來是性別理論裡面的概念與釐清，最後再看明清傳記的性別與政治。
一、明中葉的劉氏傳
史料中的劉氏她依附在袁錫之下才會被帶出來，沒有名字。袁錫有功名，領取獎學金；劉氏守寡後不與人往來，以紡織過活。明制三十以前夫亡守寡，五十之後未改才會有背褒揚的資格。這份史料特別是在為活人立傳，且作者就是知州本人。
針對以上資料，卜正民的解釋認為劉氏很厲害，他認為「杜門罕見親戚」是「被」要求，因為她有本事自立而活，會讓男性感到焦慮。而且她自己自力更生，能用家庭紡織的方式生活，排除儒家對貞節的定義，所以可以被當成標竿。
但當時中國不是小家庭，她其實會有其他同居者，加上是生員之家，其實生活應該還過得去。此形象符合理想的「男耕女織」形象。且貞節傳記內容越痛苦，越容易得到重視才會被寫入傳記。旌表制度、史學書寫、性別、階級等階級都要顧及，而且可能牽涉到家族、權力的分配。
演講主題：素養導向教學與評量
主講者：陳正宜、莊德仁
時間：2017年10月18日（三）09:30~11:30
地點：中山高中會議室
演講主題：中世紀的不列顛群島
主講者：劉慧（台灣大學歷史系教授）
時間：2017年09月06日（三）09:00~12:00
地點：板橋高中圖書館
近代科學的起源其實一點也不科學。以科學革命為例，那時的科學家就今天的角度看來，恐怕與江湖術士相差無幾；而讓他們想要鑽研科學的背後動力，則是源自他們對信仰的虔誠以及對上帝的敬愛。到稍後的啟蒙時代，支持科學最給力的則是開明專制君主，例如路易十四、腓特烈大帝等，這些君主信仰君權神授，與科學研究想要追求的「真實」，恐怕並非相互呼應的。
真實與信仰間的矛盾狀況到了二十世紀仍然無解，甚至產生了更巨大的問題。二十世紀二零年代的德國雖然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失敗，但是無損於德國的科學成就。這時期的德國科學界大師輩出，在化學界有破解分子物理性質的大師德拜；提出量子力學的天才，與愛因斯坦齊名的普朗克，以及同樣對量子物理學有重大貢獻的海森堡等人。
這些科學家的最大共同點除了聰明絕頂、獲獎連連以外，最大的共通點就是他們的道德爭議：三人都在納粹政權興起並迫害猶太人之時，沒有積極挺身而出對抗納粹。德拜似乎為了自己在威廉皇帝研究所的位子，並未阻止納粹迫害他的猶太同事，而是建議他們離職，而他本人直到危機迫在眉睫才稱病離開德國，但同時仍繼續享有來自納粹德國的俸祿；普朗克是一戰老英雄，但是遇上納粹時，他的反應與德拜類似，除了依從以外，甚至反對反抗政府政策；海森堡則曾經主導納粹德國的核武工程，雖然戰後他堅稱他刻意拖延導致納粹研究失敗。
因為以上原因，本書中關注的焦點集中於此，追求真理的科學家，與一般人到底能否用一樣的道德標準看待？作者爬梳了三位學者的研究歷程，並搜集了那些學者在三零年代以及戰後初期的相關文件，企圖釐清些脈絡。資料顯示，科學家畢竟只是一人，在面臨強權時的思維與你我並無顯著差異，科學家一樣會想展現自我，一樣會貪生怕死。這樣雖然可以解釋這些學者的戰時行為，卻也讓人質疑為何他們不能像愛因斯坦之類的學者就此對德國科學界做徹底切割。
於是作者改從學者本身對自己研究的認識下手，特別是海森堡。在這部分，科學家普遍認為自己在做相當尖端的研究，但是這些研究會達到什麼具體的結果，卻是這些學者不一定清楚認知的（或被刻意隱瞞了）。這種結局讓人有些氣餒，看來科學家似乎是無知善意的第三者，這並不構成犯罪的條件。
主講者：墨普德（新德里尼赫魯大學中國與東南亞研究中心主任）
時間：2017年08月16日（三）15:00~17:00
地點：國立台灣師大綜合大樓五樓國際會議廳
引言
教授98年曾經來過台灣，當時總統是李登輝；今天又再邀請教授來台，而台灣與印度關係越來越密切，現在印度在台彎的留學生有1300人以上，其中有900人以上是念學位的，這與其他留學生是來念華語不一樣。印度留學生大多在念清大，所以那邊也有設了七間華語中心，並支持使用正體中文。這次活動希望可以拋磚引玉邀請更多外賓，能介紹文化也能介紹各國文化發展。
記得網路上曾經看過篇短文，用「你有兩隻牛」解釋各種經濟的搞笑文章，其中共產主義的部分，文章是說「你有兩隻牛，政府把他們全部拿走，然後給你些牛奶」。這樣比喻雖然有些簡化，不過用來說明共產主義的基本精神是足夠的。如果再說的具體一些，理想的共產主義社會想去除的是人類經濟中「交換」的活動，人不需要刻意去生產、交換物資，只要去盡量做自己想做的事就好；如果缺東西，去拿就是了。而拿共產主義這種精神來對比當前的商業行為，兩者之間似乎充滿了矛盾：商業行為的精神正是交換，而且這種原則不論是主張保護主義或是自由主義都同意的。
兩種完全不相關的思潮到底是怎樣走再一起的？這正是本書想解答的問題。事情的緣起要回到1919年的五四運動，那是中國商人大規模參加政治運動的起點；而為何要以五四運動當成起點而不是商人地位開始提升的清末？作者認為，雖然清末庚子後新政以來，因為「商戰」觀念的出現，商人的地位已經快速提升，商人也開始在清政府的主導下成立商會，協助清政府推行相關政策，但這些都不是商人自發性的作為。
商人自發性的作為要到稍後的五四運動時期。五四運動與中國民族主義的高漲密不可分，運動期間學生、工商業者因為各自的理由紛紛投入運動，學生追求理想上中國民族的獨立，而工商業者則希望能減輕列強對中國本土產業造成的衝擊：先有日本因為大戰景氣工資高漲，許多業者西進中國求降低成本；稍後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歐美業者重返亞洲。學生與工商業者、執政者的利益出發或許不盡相同，但是仍然能形成暫時的「聯合陣線」。
共產勢力於此時進入中國，成立了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成立初期的理想是動員工人力量，希望實現工人專政的目標，這本來與商人集團沒有直接關係，但是中共注意到當時中國工人的並沒有「階級意識」，如果要順利發展工人運動，勢必需要與它們的老闆—商人打交道，加上共產國際的鼓勵，於是有了「聯俄容共」的政策，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紛紛加入他們所謂「資產階級民主派」的國民黨。於是「道不同」的商人階級以及共產黨，在聯俄容共的口號下開始「相為謀」了。
可是這種相為謀就如同假面夫妻一般。國民黨在孫文過世之後喪失了制衡共產黨的力量，國民黨內對於中共的擔憂逐漸增加；而共產黨則開始積極的發動群眾展開罷工，特別是1925年的省港大罷工以及五卅慘案，中共利用學生急於救國與工人希望提供薪資待遇的心理，成功鼓動兩族群以觸發事件，塑造輿論，並趁際大量成立農工組織，由共產黨人把持重要職位。
俗話「無心插柳柳成蔭」相信很多人都聽過，不過這句話的出處倒是常常被人遺忘。其實這句話，原本語出元曲大家關漢卿的作品〈包待制智斬魯齋郎〉，在第二折故事中反派角色魯齋郎的台詞。魯齋郎仗著自己的權勢在地方魚肉鄉民，一天他出遊時，發現鄰居張珪的老婆頗有姿色，於是故意打傷民人張珪，結果得以趁機接近張珪的老婆，而魯齋郎便開心的講出這句台詞。換句話說，號稱「無心」插的柳，其實本來也非全然無心，而是一串「必然的巧合」。
這句俗話到了今天，負面意味已經不見，因此用來指稱巴克禮牧師的傳教事業，應該不會不適當吧？巴牧師的名字因為現在中學課本的敘述，已經是現在中學生熟知的人物，特別1895年是他帶日本軍隊進入台南，以及編修《廈英字典》的貢獻；不過若要想要再了解巴牧師的核心傳教事業，恐怕就不是課本能負擔的了，但這才是巴牧師人生最核心的事業。
而提到巴牧師的傳教事業，無疑的相當成功，不過巴牧師的傳教為何能成功？除了信仰的堅定以外，從書中的敘述，或許可以看出些時代的影子。巴牧師出生於英國大城格拉斯哥，祖先是來自法國的胡格諾教徒。十八世紀以來，伴隨著工業革命的發展，格拉斯哥因為良好的港灣位置，於是逐漸發展成一個以造船業為主的工業城市；迅速擴張的財富讓居民開始追求藝文生活，而其中最具體的表現在書籍的追求上，這當然包含了當時最重要的宗教書籍：喀爾文的《基督教要義》。
富足的生活也讓當地居民有機會晉升為中產階級，並負擔子弟的教育費用，這讓巴克禮能順利地接受高等教育、接受神學，並以此為終身志業。稍後在杜加德博士的影響下，巴克禮志願前往中國服務，並因為神職人員空缺的關係被派往台灣。巴牧師來到台灣的時間是1875年，正是牡丹社事件後一年，島內的仇外氛圍仍然嚴重，而這也讓巴牧師的傳道是在緊張的狀況下展開；偏偏來台後巴克禮又身染重病，傳道的局勢看似屋漏偏逢連夜雨，對巴克禮很不利。
不過巴牧師擁有一樣相當有利的傳道利器：教育。十九世紀對英國來說，在各方面都是鼎盛的年代，這當然包含了教育，菜鳥教士巴克禮雖然缺乏傳教經驗，不過他的傳教方針相當明確，正是利用母國給他的最大資產，也就是教育。於是巴克禮一面傳教，也開始設立神學院，提供本地信徒規律而有系統的訓練。在巴牧師開設的課程中，特別值得注意的部分是有關科學的相關課程，這是繼承啟蒙時代以來的思想傳統，他希望能藉此開啟學生的心靈與思考，讓學生注意到自然與真理的相關。
上世紀義大利的歷史學家克羅奇（Benedetto Croce，1866-1952）曾提過，「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這句經典名言反映在上個世紀的中國史研究感覺特別明顯，因為當時「抵禦外侮」的時空氛圍，整個史觀中「求同」的味道相當濃厚，可以視為當時知識份子對於晚清以來地方主義盛行的一種反動。
不過如果把求同視為一種「矯枉」，那麼接下來產生的國族主義論述就是一種「過正」了。為了建構國族，政治人物與學界一起配合，於是出現了許多今日被視為中國史常識的論述，例如中華民族的老祖宗是北京人、炎黃子孫、夏商周三代的道統等等，基本上是一種把中原當成文化擴散的核心，而周邊文化的重要性也因此遭到埋沒，中國變成了不會保存特殊文化的熔爐。
百餘年後的今天，經過西方後現代思潮洗禮的史學界當然已經改弦易調，「多元共存」已經變成當代的主流論述，而先前熱血的國族主義此時則成了人人喊打的箭靶；特別是現在的台灣，當國族與黨國被劃上等號，黨國又與打壓視為同義詞，再加上新的「台灣主體」論述出現，舊有的中國國自然成了被炮打的熱點。
利用「科學」來砲轟中國國族主義論述是本書出版多年，至今依然熱銷的主因之一，即使本書不是一本架構嚴謹的論著，而是多篇作者研究短文的集合作品。書中篇章雖然繁多，不過有幾個很有意思的共同點，首先是積極否定台灣民族與中國北方漢人血緣的相關性，而是與中國南方古越族有關；再來，中國南方古越族與中國北方民族無關。最後，為了說明自己的立論，作者在每個篇章使用了相當大量的專業名詞做資料堆積，而其中的結論就是，台灣人的血緣可能有85%與中國南部古越族相似，這些古越族的血緣與台灣原住民相似，所以台灣人可能有85%不是北方漢人，而與南方越族相近；而再比對一些台灣的家族血緣資料，或許可以進一步解釋為台灣有85%的人是有原住民血統的；為了強化以上論述，作者又再舉出了「米田堡」這種血型作為舉證，這種血型並不常見於北方漢人，而常見於南島民族。
以上的論述其實需要十分謹慎地看待，而且很容易讓人產生台灣人有自己獨特的血型，異於中國，而作者在書中也毫不掩飾自己的這種政治傾向，但是綜觀全書，作者頂多只能證明台灣人血緣中較缺乏與中國北方漢人的關係。而事實上漢人為何？在當今中國的民族論述中，漢人其實已經成為一種泛稱，特別是清末以來的救亡圖存風潮，「漢人」的指稱已經擴大，是文化上的，而非血緣上的；如果依照本書中的論述，書中用盡各種方法的切割論述，還是難以切割台灣與中國南方越族間的關係，而南方越族在中國民族主義者眼中，仍然是廣義漢族的一部分。
在中國歷史著作中，《史記》與《漢書》往往是一起並列兩重要的歷史著作，不過有意思的是，這兩本作品就像說好了一樣，在各式的介紹書籍中（特別是國學常識這類的），每次在介紹《史記》的場合，常常可見「春秋筆法」這類的讚譽，同時會稱讚史記「通古今之變」的通史觀察精神；而在介紹《漢書》的場合也有類似的「標籤」存在，例如「用句典雅」、「中國斷代史之始」等。
如果沒有特別注意，很容易讓人覺得兩書之間有一種「美」的傳承存在，這樣比喻或許不太恰當，不過筆者以前在念國學常識時，常常覺得《史記》就像是樸實但有內涵的姐姐，《漢書》則是那艷麗而聰明的妹妹。
這種對兩部作品的「美感」加以放大的做法也不是什麼不好的事情，不過正如作者呂老師所關心的，如此的梳妝打扮，不但會讓著作原本的旨趣逐漸遭到埋沒，更糟糕的是會令讀史者不自覺的建立某種特定的思想架構，而且這種架構還是特定階層，特別是統治者所希望的。
要理解這種「美麗但致命的陷阱」如何形成，還是要回歸這兩書的作者、著作動機與出發點。藉由典籍資訊以及《史記》本身內容的量化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司馬遷作《史記》的動機，絕對是出自於對當代的不滿，也就是西漢武帝的一切作為，除了大家熟知的對匈奴戰爭之外，諸如學術教育、經濟、甚至帝王私家事，司馬遷在作品中要不明褒暗貶，就是直接批評與「秦政」雷同。
這樣嚴厲的批評會招致怎樣的結果當然是司馬遷所能預見的，為了確保這些洞察能長傳後世，司馬遷不但作了本人犧牲的準備，同時也接作品複製，「藏諸名山」以確保版本的正確性；不料僅傳三代到了外孫楊惲時，由於楊惲自視甚高，得罪同僚無數，並將作品有意無意的大量流出，結果「樹大招風」，最後自己落的腰斬身死，而外公苦心完成的名山版《史記》也因此落入宮中遭到刪改，因此逐漸喪失原本「告誡當世、通古今之變」的用意。
